650123高手论谈

万历年间那些文化人

时间:2021-09-21 来源:本站原创 作者:admin

  京城最近悄然刮起一股小小的“大明万历热”:先是首都博物馆的“回望大明——走近万历朝”的特别展览,据说要让观众通过浏览万历朝48年的历史,回望大明王朝,感知并思考历史的更替兴亡及其背后的种种因由。紧接着商务印书馆就推出了以央视《百家讲坛》系列讲座为基础,整理润色而成书的《万历兴亡录》。

  其实,大明万历年这段历史一直为人津津乐道。比如,大伙儿熟知的就有黄仁宇的《万历十五年》(1982年),阎崇年《明亡清兴六十年》(2006年),以及当年明月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(2006年)……正如史学家所说,一百个教授心中就有一百个万历。

  那么,在《万历兴亡录》里,主讲人方志远教授又能让我们从万历朝里看到什么呢?方教授的书里有这么一群栩栩如生的文化人挺有意思的:比如以王世贞、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,以袁宏道及其兄袁宗道、弟袁中道三人为代表的公安派,以钟惺、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;比如异端思想家王阳明、胡应麟及受王学影响产生的泰州学派……

  依我之见,在万历年间那些文化人里,最吸引眼球的要算方教授娓娓道来的“山人”——那是一群不得志的没做官想做官、身在江湖却想挤进庙堂的读书人。他们的生存方式是:一边自娱自乐,一边寻求发家致富的机会。当然,“山人”里既有以高度责任心追求建功立业的“阳明山人”王守仁,亦有追求物质生活的奢侈和精神生活安逸的王世贞,更有游走于中原大地和京师之间,不时掀起一股“谢旋风”的谢榛。

  然而,让人慨叹或者遗憾的是,万历朝的“山人”们渐渐地更喜欢的是王世贞那样的安逸生活,寻求的是谢榛式“游走”的谋生手段,抛弃的却是王守仁的责任;他们“或群欢共乐于当地,或招朋呼友而出行,聚集在国都北京、留都南京,游走于蓟、辽、宣、大各边镇,辗转于黄河上下”,政界显卿、文坛名匠往往会成为他们所拜谒的对象……当“山人”们彻底蜕变为汲汲于功名利禄的伪君子时,“黄金屋、千钟粟、颜如玉”,都在谢榛们的游走之中纷至沓来。

  历史真是一面镜子啊!这年头儿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的,则是当下的“游走山人”了。当然,21世纪的“山人”天天在天上飞着,其“游走”于大江南北,奔赴的不过是各种高层论坛罢了;与昔日的“山人”不同,他们可都有“出场费”,有“发言提纲”,一场接一场应接不暇;与昔日“山人”相同的是,这也是他们的一种谋生手段,一种存在方式,一种社会身份的体现。

  我们知道,明万历朝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,管制比较松弛,严峻冷酷的政治气氛开始化解,所以,明代知识分子是我国历史上最敢言的一群人。用方教授的话说,那是一个难得一见的自由奔放的时代;但随着城市的繁荣,人们的物欲变得强烈了,多元化社会形成了,本来是时代进步的标志,但每每因财富积累而导致贫富不均,因国家承平而导致因循守旧,因社会开放而导致涣散动荡,因自由过度而导致规矩丧失,因此,它又是一个乐极生悲的时代——“明之亡,实亡于万历。”

  方教授说,万历朝的“山人”是那个时代精神产品的生产者。当“山人”们早已把“问道德者不计功名,问功名者不计利禄”的“文人胸襟”抛之脑后,展现在人们眼前的除了大学士误读“拔一毛而利天下”的赠语笑话,剩下的便是晚明文人相见之后的三件事:“酒、妓、戏”。

  读史可以明智,更可以明兴亡、知更替。愿今天的文化人能从物欲横流的万历朝的兴衰史中得到启示,从万历时代“游走山人”那里得到的不仅仅是茶余饭后的消遣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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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其实,大明万历年这段历史一直为人津津乐道。比如,大伙儿熟知的就有黄仁宇的《万历十五年》(1982年),阎崇年《明亡清兴六十年》(2006年),以及当年明月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(2006年)……正如史学家所说,一百个教授心中就有一百个万历。

  那么,在《万历兴亡录》里,主讲人方志远教授又能让我们从万历朝里看到什么呢?方教授的书里有这么一群栩栩如生的文化人挺有意思的:比如以王世贞、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,以袁宏道及其兄袁宗道、弟袁中道三人为代表的公安派,以钟惺、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;比如异端思想家王阳明、胡应麟及受王学影响产生的泰州学派……

  依我之见,在万历年间那些文化人里,最吸引眼球的要算方教授娓娓道来的“山人”——那是一群不得志的没做官想做官、身在江湖却想挤进庙堂的读书人。金金多宝论坛资料中心,他们的生存方式是:一边自娱自乐,一边寻求发家致富的机会。当然,“山人”里既有以高度责任心追求建功立业的“阳明山人”王守仁,亦有追求物质生活的奢侈和精神生活安逸的王世贞,更有游走于中原大地和京师之间,不时掀起一股“谢旋风”的谢榛。

  然而,让人慨叹或者遗憾的是,万历朝的“山人”们渐渐地更喜欢的是王世贞那样的安逸生活,寻求的是谢榛式“游走”的谋生手段,抛弃的却是王守仁的责任;他们“或群欢共乐于当地,或招朋呼友而出行,聚集在国都北京、留都南京,游走于蓟、辽、宣、大各边镇,辗转于黄河上下”,政界显卿、文坛名匠往往会成为他们所拜谒的对象……当“山人”们彻底蜕变为汲汲于功名利禄的伪君子时,“黄金屋、千钟粟、颜如玉”,都在谢榛们的游走之中纷至沓来。

  历史真是一面镜子啊!这年头儿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的,则是当下的“游走山人”了。当然,21世纪的“山人”天天在天上飞着,其“游走”于大江南北,奔赴的不过是各种高层论坛罢了;与昔日的“山人”不同,他们可都有“出场费”,有“发言提纲”,一场接一场应接不暇;与昔日“山人”相同的是,这也是他们的一种谋生手段,一种存在方式,一种社会身份的体现。

  我们知道,明万历朝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,管制比较松弛,严峻冷酷的政治气氛开始化解,所以,明代知识分子是我国历史上最敢言的一群人。用方教授的话说,那是一个难得一见的自由奔放的时代;但随着城市的繁荣,人们的物欲变得强烈了,多元化社会形成了,本来是时代进步的标志,但每每因财富积累而导致贫富不均,因国家承平而导致因循守旧,因社会开放而导致涣散动荡,因自由过度而导致规矩丧失,因此,它又是一个乐极生悲的时代——“明之亡,实亡于万历。”

  方教授说,万历朝的“山人”是那个时代精神产品的生产者。当“山人”们早已把“问道德者不计功名,问功名者不计利禄”的“文人胸襟”抛之脑后,展现在人们眼前的除了大学士误读“拔一毛而利天下”的赠语笑话,剩下的便是晚明文人相见之后的三件事:“酒、妓、戏”。

  读史可以明智,更可以明兴亡、知更替。愿今天的文化人能从物欲横流的万历朝的兴衰史中得到启示,从万历时代“游走山人”那里得到的不仅仅是茶余饭后的消遣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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